七一後感:如何在危難裏講理性?

香港人還講不講理?早幾日《明報》載文,講香港公共理性的失落。文章不易讀,我發現昨日幾張在fb流傳的照片也許可以將問題簡單一點看,進而討論了。

一、

Photo: facebook Lily Ma

這件事應該怎樣演繹呢?看了幾個discussion thread,歸納出幾種看法:一、這種行為不合符行為要求,應予以嚴正處理;第二種看法:抵死啦。

看上去,第一種看法好像很講理,第二種看法只是幸災樂禍。但當老師當得久,很難避免去問一個問題:到底為甚麼香港人會這樣「破壞公物」?

二、

有人很快再ps了另一幅圖片。

圖左是同一個畫面,圖右是1989年,人們在大公報門外「破壞」的狀況。那時正值六四過後,人心浮躁。然而,在那個時候,有甚麼「渠道」可以表達民眾對內地政府的意見或情緒?大概所有內地駐港機構也逃不過這種抗議方式。

大概一般來看,圖右的表達方式應該沒有甚麼值得反對的地方。

首先,要有公共理性,就先要有溝通;要有溝通,大概要有個地方、有個平台,讓要對話的人去討論;有這樣的平台,理性才可以出現。當時哪裏有這種平台?卑微的海外僑民又怎去跟巨大的政權討論?

第二,當時群情汹湧,要表達的訴求異常簡單:下台,因為政權犯了道德錯誤,當中討論餘地也決缺乏了。當然,這種簡單的訴求容易歸類為情緒要求:「下台了又怎樣?誰去執政?國家那麼大,立刻會亂哩!」問題是,當到大是大非之前,事情清清楚楚:理性人要做的恐怕已經不是再有甚麼討論,而是行動。

於是,既無平台,亦無可議之處,行動比討論更合符理性原則。

而再看這幾天的形勢,較熟悉新聞的人都會明白,現在香港肅殺壓抑的氣氛和當年也不遠矣。傳媒問錯問題被政府帶走問話,遊行人數被少報漏報,而傳媒又另一方面自動跪低,粉飾太平。(今日各報頭條慘不忍睹,堪稱日後選報指標。)對不少香港人來說,以往的討論平台根本不存在,尤其政府屢次以「個別事件」來將事情矇混過去之後,尤其在水馬陣圍睹示威者之後。他們或不懂何謂「國家機器」,但看得清楚上一個月的事情的話,公眾要明白各部門如何維護建制權力與利益根本毫不困難。而傳媒和民間各種壓力無論如何施加在政權之上,似乎也毫無反應。這些情況,和當年沒有根本的分別。在遊行已經非常合作,但仍被要求多多的情況下,以行動表達不滿,又似乎明顯。

三、

Photo: facebook Joey Kwok

其實,上面的辯解,我自己不滿意:因為太長,本來這就是大是大非的一部份,而大是大非,就應該是簡單的。

如果我們相信在雞蛋和牆面前要站在雞蛋一邊的話,對雞蛋的某種寬容也許應該存在。高牆有自己的權能,他們可以控制很多事情,論者不能要求沒有能力的人容忍有能力的人,相反,有權能的人好應該正當地使用自己的能力。如果在貧富懸殊的社會,我們能以「悲劇」形容缺乏經濟能力的人犯罪,那麼,我們當前的問題應該是,在權力強弱懸殊的社會,強者越發缺乏約制的社會,缺乏政治能力和權力的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再者,我不相信香港公共理性已經失落。相反,在眾多的論述業已完熟(或自以為完熟)之後,開始有人嘗試在政治上透過行動證明自己的看法。香港自治有一大本具爭議性《城邦論》做基礎,黃毓民和長毛有大量著述,來說明自己的行動基礎。在指責他們是「教主」「教徒」的同時,首先要肯定的是他們至少有一套「教旨」,易讀好懂能動。如果他們有甚麼躁動,那部警察電單車上的廢紙貼紙興許是一個有趣的喻體。

對比起來,社運界有自己在不同議題上的論述,所以在不同議題上屢屢能提出自己的議程。然而大體而言,卻缺乏一份完整的綱領。當《城邦論》推出之時,有人戲言要寫一篇《左翼城邦論》與之抗衡,今日卻仍只聞樓梯響。我一直納悶的是,如果公共理性真的如此珍貴的話,它體現在香港的藍圖將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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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Johncoal

莊炭頭,黑口黑面,體形龐大,在新區舊區中學任教新新學科。努力學習發聲,並以指導學生找出自己的聲線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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