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結

做了半世人,還未試過一年的年結這麼鬱悶。
末日好像遠去。放假多天,身心俱疲,支持度日的居然是學生電郵傳來的作業。因為是他們自發要做的,所以改得格外振奮。然而這種振奮很是表面。
當然也翻翻舊書。重讀史景遷寫《天安門》,講的是中國文人在清末到建國之間的浮沉起落。
這個世道,自然想重讀聞一多和《死水》。史景遷介紹說聞一多相信:「就算處在最慘絕的境地,即使搖搖欲墜,『美』還是會活下來」,他和徐志摩同樣希望在「玄冥深淵中創造『幾分鮮明』。」他們合作出版的《新月》詩刊有兩句銘文:一句是《創世紀》的「神說要這裡要有光,就有光了」,另一句是雪萊的名句「冬天既來,春天還會遠嗎?」
那時是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一年之前,上海開始了清黨,無論是農民代表還是激進女青年,在各地都被殺害。聞一多同情共產黨,在武漢目睹屠殺;同年四歲的愛女夭折。而《死水》的開首卻是: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鐡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對他們來說,那也許是絕世的追求。魯迅於是這樣取笑徐志摩他們:「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
魯迅最要命的是這句評語:「想要不受拘束,在國民黨政府嚴苛控制下,同樣要容忍國民黨的暴行,這些作家便『偷偷地逃進資產階級文化的微光裡』,殊不知他們亦有可能被摧毀。他們「盡力維始了治安,… 不料遇到一種維持治安法,竟連想也不准想。」
魯迅不會信基督,但他的話倒像一句舊約聖經:「[已遇國難的以色列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他們行可憎的事知道慚愧嗎?不然,他們毫不慚愧,也不知羞恥。」(耶利米書,6:14)。
史景遷將聞一多和徐志摩歸成一類,再借魯迅說出對文人在社會動盪中對「主義」和「藝術」追求的無聊。不過,他更想強調的,似乎是在惡濁的時代,他們對改變社會的名目之爭畢竟也是無聊的。當時文壇很多人對革命都仍很有熱情,卻有路線之差異,心煩意亂之下,聞一多在一九三零年提出封筆,專心研究國學。而徐志犘在撞機身亡之前一年,寫信給友人提到:「這裡所見不是高貴而是卑鄙,不是友誼合作,而是敵意和相咬相告;不是朝氣勃勃的原則,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條;這一切像行屍走肉,到處為患,要整個國家帶進更大的難,也把人的靈魂中創造源泉閉塞了。」
寫到這裏史景遷好像將聞一多和徐志摩歸為同類。但書到後面他卻借用聞一多在反對國民政府的風骨對照丁玲對共產黨的唯命是從。他們同樣可以行動,做出來的,卻是兩個形象。哪一個比較好,我不知道。但魯迅一句引文倒是必要。說到《娜拉走後怎樣?》,他說每個人都「無權去勸人做犧牲,也無權阻止人做犧牲….. 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可以]與志士們之所為社會無[關係]」。胡適雖是對頭,但同樣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幸是聞一多和魯迅都早逝,他們以為自己身在冬天,在我們看來卻只是入冬。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這種樂觀很重很鬱悶。末日似是去了,但終結更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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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炭頭,黑口黑面,體形龐大,在新區舊區中學任教新新學科。努力學習發聲,並以指導學生找出自己的聲線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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