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與香港的新雙城記
一、
台灣的事，我知的不夠多。看見剛過的周末，香港和台灣都多事，聯想到一些事情，記下分享。
周六晚，台灣民眾在台北凱特格蘭大道為懷疑被虐致死的洪仲丘下士舉行送別集會。事後發生了一堪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小事：官民為出席人數各執一詞，組織人士說25萬，警局說11萬。
讓香港人感到熟悉的還不止這一樣。有網民在facebook總結了馬英九在對上十幾次事件的反應：
看不懂的文學獎
朋友問莫言拿獎我怎樣看。我怔了一怔，還沒回答，他就說：我沒看過他的書。不過，這陣子，人們總是不看書就罵，我說啊，他們通通都沒看過他的書。我答，倒是有點道理，某個小區的區議員，在網上胡亂留言，說別人沒讀過課程指引，就批評國民教育。
他以為找到知心友。就是呀，政治化就是這麼一回事，人家評委也是有一點吧。還補了一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是啊，我說。有些事情倒真的要調查。他一直說下去，我卻魂游起來。
批評莫言的，因他是作協副主席，政治上和諾貝爾獎的精神不符。當個這個位的人很多，我想起一個。很久以前，拿起的第一篇大陸作家小說，是王蒙的《堅 硬的稀粥》。一九七九年的小說，寫四代同堂的一個家庭，為了改善餐的質素，鬧出很多改革方案，最後外國朋友來到，發現：稀粥才是屬於東方的好東西。時值改 革開放的初期，大家還是猶豫著鄧小平的政策。這篇影射成份其高的小說，比喻的斧鑿痕跡也深，當年倒是風行大陸。當然我只是在後來，因為報章的介紹，才在市 政局的圖書館的一角讀完這個筆法幽默的短篇。這個當時的文化部長，我以為，大陸也不太壞，也不抗拒讀內地作家的小說。
莫言寫《豐乳肥臀》時是一九九七。主角那個混血兒，有好幾秒我以為是香港。但到底，混血混得最撤底的，原來是大陸：「一個吊在奶頭上永遠長不大的男 人。」那時大國還沒崛起，在香港發行的內地小說倒還是一個熱潮。前後的幾年，蘇童、余華、莫言、馮驥才等等，出版社將他們包裝得像台灣滾石唱片介紹竇唯張 楚何勇和唐朝一樣，倒有一時的風頭。像王蒙一樣，我覺得他們說服了我，內地也有好東西。
那個好時代，是我這個讀者，還未想知道春夏之交發生過甚麼事的時候；而那時那個長不大的男人未將Psy的那種自信發揮到極致。作家們那些書的時候，他們還未享受他們的好處，也未明白到他們居然是代表著自己國家的甚麼軟實力，只是小心翼翼地，表達他們面對動盪的感受。
他們都的確寫得吸引，對讀者而言，這就夠了。公平點說，這是後現代的社會嘛，作者已死，作品有自己的生命，而作者們即使喜歡去抄一些貶低自己創作神 聖的篇章，也不損書本身的好處。況且，得不得獎，在很多人眼中，如禁書一樣只是又一個出版業的候選神話。重要的是，讀者有自己的演繹。
對我們很多人的問題是，該得獎的是年輕時候的他們，「時不我予」的那個「我」，可以是時代本身。因為他們的生命本身就是對時代的一篇諷刺：以前嘲笑 建制得到名聲，發覺惹不起人就只有壓抑自己，現在年老被視為建制一部份時，卻因為輕狂的年少而得著好處。我唯有安慰自己說：你以前不是說考中文篇章時背作 者背景是一件無聊的事嗎？
朋友問，你說呢？我說：甚麼？哦，我的書櫃上，拿過獎的馬奎斯和沒拿過這個獎的魯西廸倒有幾本，書脊壓得久，也沒多歪，就是厚重，也一直想找本索忍尼辛。還有，我記得有本書叫「How to talk about bookyou haven’t read」，好像也得過些讚賞，值得你去讀讀，萬試萬靈。
記得《運動家的風度》嗎？
一、
劉翔輸了。若不是國內的回應這麼熱烈，我倒不想在愛國這個話題上說甚麼。因為國民教育，早已寫得有點疲於奔命，香港的事態發展還來不及紀綠，又能多寫些甚麼？再者，因為剛買下了《想像的共同體》的新中文譯本，看個不亦樂乎，所以，先番炒一些舊事，再總結一下他人的看法。
二、
小學的我很期待中學，因為水運會。從小學就開始練習游泳，但同學們看到我的體型，總不相信我可以在外頭的比賽拿獎。即使如此，參加比賽有種有趣的地 方，相信其他人不大明白。其實香港十八區都有分齡泳賽，一大批差不多年紀的孩子，成長那幾年之間，在不同地區的比賽經常碰面，隨著年齡增長而一起在不同的 年齡組別比賽。久而久之，即使叫不出對方的名字，我們倒是會點頭，說幾句話，「練水練成點」，「你個最佳時間又快左喎」。比賽不是要集中精神的嗎？是的， 不過，你得明白由召集到熱身到真正落場，有時真的好耗幾個小時。這麼長的時間，你能阻止一批好動的孩子聊？比賽的好玩，在好勝的孩子們都會邊練水邊想「要 快過上次嗰個人」。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本來是我們小時候學習的體育精神。這些東西都是西方人才懂嗎？不記得那個年頭，中文課文有《運動家的風度》，羅家倫作。那篇文章的重點﹐幾乎都是引《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公平競技）「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相信他人公平） 「言必信，行必果」 （講信用自持）「任重而道遠」（講堅持）等。
三、
劉翔的一幕，本來可以是非常君子的故事。即使你認為劉翔在演戲，他的對手們的反應，倒是體現了運動家的風度，這豈不正是「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然而，負面情緒發洩與陰謀論充斥媒體。一聲「嗨」將趙薇變成倒楣，讓我想起菲律賓人質事件之際，有人在網上維護菲傭卻惹來騷擾的舊事。劉翔之敗居然變成國殤，失望透頂的人們表露出他們扭曲而脆弱的一面。
扭曲的是：一個人（或者所有參賽的運動員）豈能繁一國之成敗呢？暢銷書《正義》引了這麼的一個故事，大意是這樣吧：有個城市，所有人都很快樂﹐但在 這個城市的底部，有個小孩子被困在那面的一個密室裏頭，整個城市的快樂，原來都是用這個孩子憂傷和痛苦的能量來製造出來的，他愈痛苦，大家愈快樂。問題： 你是這個城市的居民，你應該救這個孩子嗎？
劉翔等人，在中國的體制裏，就是這些孩子。中國運動員將這個關於功利主義的小寓言約略調校一下：如果這裏不是有一個人而是有一班人，這班人裏面有幾 個可以變回普通人，你樂見這個制度嗎？當有人對中國運動員拿金牌不以為然，他們的出發點就是：這些金牌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結果，一個金牌背後投資了幾 個億，淘汰了幾多孩子。他們懷著一個希望，就是透過自己的體能改善生活，無論在國內一舉成名，或是遠走他鄉。然而，他們當中不是每個人可以成功，也不是每個人也可以代表他國；「為國爭光」之後也未必能維持生活，因為體制只保證培養人才，卻不擔保日後生活，但運動員的年輕時代，畢竟就這樣犧牲掉。從這種角度看，關不關心中國有金牌和愛不愛國無關，這可以是一個很基本的人道關懷。
四、
關於劉翔的陰謀論，觀乎內地（包括本港左報） 的相關引伸之多之廣，或許是都許些負面情緒的後遺。有社會學家以陰謀論為研究主題，認為它們反映公眾對社會的套板印象。哀哉。要是如此的話，內地網上網下 的評論，倒是一片陰暗的中國：或有言劉不是勉強作賽，而是早知有傷，之後單腳跳乃是戲一場；即是不是戲，也作賽也因為是國家的死命令，要的是維持國家體 面；因為關乎商業贊助，不單是劉，更是由教練到體委的相關人員的收入。
這些陰謀論有人說有人信，也都是歸納使然。上面說的，簡化起來不過是三個熟悉的名詞：造假、政治任務和經濟利益。不用香港的傳媒報道，每天你願意看 看內地報章的新聞，這些事情還算少嗎？陰謀論之所以流傳，倒是透過有色眼鏡看世界的結果。陰謀論未必是真的，但卻真確地反映論者的世界觀。而在陰謀論裏， 運動員本身並不是主角：主角是秘密的權力和利益：運動員和運動本身，根本毫不相干。所以，愛運動的人與陰謀論者辯論根本不會有結果。
五、
與其糾結在國情如何，我倒想回到《運動家的風度》。在這個世道裏，觀眾似乎也有觀眾的風度。
甚麼是觀眾的風度？大概是「君子不怨天，不尤人」。部落主義的觀賞態度早已落伍。運動員的成敗與國家的興衰無關（瑞士人富而金牌少，難道他們不幸 福？），拳手一拳也只擊在另一位拳手的臉上，她沒侮辱你的國家，也只代表她的能力；一個選手做到高難度動作，值得欣賞是他的技術；有時也學學接受有些事情 命運使然（看看李宗偉），僅此而已。
不要以為某個社會科學研究員將「運動」放入所謂「綜合國力」你就要隨他頭暈耳熱；在運動場上輸，也只是運動場上的事。你看到李慧詩的笑容時，難道你只欣賞她制服上的那個如風車的符號？
暫且擱筆，看藝術體操去也：看漂亮的人也是不分國界的。
國之為國：筆記雲門《九歌
一、
推 薦雲門舞集的九歌。用了亞洲各地的舞蹈、音樂和劇場的元素，表達出的卻是從楚人的巫到現代民族迷思的千年中國的文化掙扎。再次受林懷民感動。很有衝動將每 個場景都寫些感想，但學識拮据，還是猶豫。再者，近來寫得太多國民教育的東西，再借題發揮也有點悶，本來不想寫到這路上去。
不過，林老師的一句，倒是鼓勵我去寫些雜想花絮：「最好的舞蹈是看不見編舞的痕跡，觀眾可以看到編舞和舞蹈後面的東西。」
他 這演後座談講到這一句。大概以後香港的演後座談也被內地人壟斷了。有個普通話字正腔圓的老人家拿起咪，先說了好一段讚詞，然後還是入到他的正題：「《九 歌》說到底也是我漢族文化的精粹，我看到場刊裏你用了很多其他民族像是西藏呀，日本呀的音樂去配，我覺得不合適。怎麼你不用漢人的音樂去配這個舞呢？」
台下竊竊私語之間，林先生這樣答：「漢人的音樂，配不上《九歌》。漢人有太多地方要向原住民學習。」 （謝劉保兄留言提醒。）好一個「配不上」，我不記得大家有沒有鼓掌，但一聽已經拜服。
眾 人還是交頭接耳，林先生也沒有直接再解釋，倒是再講了一段花絮。這次表演的音樂，是他們走入阿里山，在山裏頭錄的，原住民就在他們住的林中奏樂吟唱。他 說，他們錄音期間，野鳥聚在附近。當他要趕走牠們之際，原住民說不：因為在山上，鳥都會飛去有人的地方。於是，「你們不就在演前演後聽到些鳥聲嗎？」那些 就是他們那時候收到的。
既尊重他人的文化，又從他人的身上學習，所學的叫尊重大自然。不過，那位老人家觀眾，還是繼續說下去，又給了好些建議。正當觀眾如我開始不耐煩之際，台上林先生的回應則是：「我的音造藝不高，如果可以研究多一點，也許可以吧。」
這一次，我倒非常肯定，人心回歸要在我身上出現，大概有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有個像林懷民和雲門的藝團出現，肯認真檢視，也用自身示範某些真正優良的傳統；他不會純以漢族為本，他會謙卑，有獨立精神，也尊重身邊的人與文化。
二、
離 開文化中心，我和夫人開始講起剛才的演出，也講起上面的那段對話。我說起林先生的「配不上」。既然《九歌》是戰國楚人的詩歌，舞劇本身又在演示巫與祭祀， 漢人的音樂早已被文人的禮樂馴化了，巫的原始野性與剽悍已經不復存在。夫人提醒：一個早已不信巫的文化的音樂怎能用在這裏呢？
我 說，如果那位老先生至少看明白剛才《山鬼》那部份，大概也不會說那段話。原本《山鬼》是山中仙子與凡人思念之詞，可是林懷民卻偏偏用一個男舞者，只穿著一 片綠色的布襠，露出嶙峋的身子，面上化成煞白扭動四肢，最大的巧思更是邊跳邊將著血盤大口，初看恐怖，看清卻更似慘叫。大概他取了「鬼」的現代意義去配合 自己的想法。可是轉念一想：誰說這個山中仙子必然是漂亮的？誰又說山或自然必然是美的？尤其是在現代化之後，大自然會怎樣「想念」現代（中國）人？用漢人 音樂（如果還存在的話）又怎去表達這種怨念呢？
我 們說著大量的符號和意象，慢慢就帶到去以前中國文化科唸過的東西：中國文化到底是甚麼？現代中國是甚麼？忽然，我發現，要是沒有唸過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和 中國文化，我們會不會看懂得到這些東西？《九歌》的本身是文學，雲門用的是它歷史的背景製造符號，討論一個《九歌》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討論一個國 家和它的文化，又怎能沒有這些背景呢？
為 甚麼那位內地腔口的老先生那麼讓我不以為然？不啻是看不慣那種「以我為主」的想法，因為《九歌》是漢族的，所以就要用漢人的音樂。這種「看不慣」，自然 與所受過的教育有關。無論當年的中國文化科多麼不濟，至少也教懂我們這一代人，國旗國徽以外，略為深入的文化基礎，以至說起認同「文化中國」的時候，自己 也有點根底；同時唸點中西史，對民族主義的由來有點了解之後，也多少明白民族主義如果沒有對他人他族的尊重，最終也是極權奪位的借口。至於「道在屎溺，每 下愈況」、「禮失求諸野」之類的謙卑說法，因為「以我為主」，對盲目主催愛國者而言沒有意義。
兜了一大個圈，還是回到那個老話題。教好歷史文化文學，比灌輸甚麼來得重要。不過，《九歌》，無論是文本和舞劇，其實最 終都透過《國殤》在問：到底我們歌頌的民族英雄和「忠君愛國」是甚麼一回事。尤其是，如果我們討厭愚忠，擁抱批判的話，沒有政權的「忠君愛國」其實是甚麼 一回事？
（TBC）
廿三雜想（2）：上半晚
晚會之前。出發往維園的路上，我讀了幾篇討論這一年六四的文章。六四如果真的是掉念和執著的話，那麼，因為陳光誠和梁振英的緣故，這一年是執著多於悼念。這一年的討論焦點，是到底六四還有甚麼值得堅持的地方？這些論述各具論題，但我一邊讀，我一邊暗地裏敬佩華叔為甚麼會同意支聯會的口號：那是一張很有趣的價單，也是一張分清「敵」「我」的清單。
一、
李卓人說華叔的政治判斷很超卓，上面的五句口號幾乎可以看成預言：中央不是說明白的告訴你，唏，你認識的民運人士，外逃的有些可以回國做生意了，沒外逃的我們都沒有放在牢房裏（軟禁和監視居住吧，很貴的）；然後因為權鬥，「平反六四」也幾乎在望；李鵬和陳希同的回憶錄都在為自己在六四的責任撇賬，「追究屠城責任」亦似隨之而來。
當然，如果讀者不健忘，之前華叔回憶錄出版之後，大家都很容易從評論中，解釋為甚麼華叔同意這幾句口號：因為他在那些年既愛國，又受共產思想影響。愛國的意思，是因為這份藍圖符合了他們當年的愛國主義理想，打倒專權的（國民黨）政府，建立在中國統一立場下的民主政府；而這種社會運動的步驟，其實和內地很多政治運動的歷史相符：先轉正，再重新定性，統一戰線，找個禍頭子，重新出發。
所以，如果當年華叔認為支聯會是與中國談判的代言人，這是一張很特別的價單，隨著政局的發展，逐步提出合符國情的訴求。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同意華叔背後那兩個假設：愛國主義和以大陸國情為核心的運動策略。所以，才有今年的論爭。
二、
對大部份因為六四的記憶和映像而悼念六四的人，頭三句口號是最具說服力的，因為它們總結了他們心目中對公義的執著和情感。而我很懷疑，大部份民眾的立場是這樣的。所以，建制中人常常不明白為甚麼總是有班人如此固執，那是因為他們過去很多年的所謂「六四穩定政局，為日後經改舖路」的講法，最多能夠催毁的其實是後兩句口號的說服力。
對於這些民眾來說，儀式化其實不是甚麼問題。相反，正是有儀式，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某種道德理想。對他們來說，釋放政治犯，人性對待這些良心犯，在可監察的範圍內符合道德水平，已經收貨。體制上的正義與道德，其實很多人理解不到，所以「天安門母親」很具說服力，連上七一或普選議題有人會覺得是抽水。
對支聯會（或他們草創之時的成員）來說，這不是抽水的原因，是因為六四最終是中港民運動的關鍵，是他們當中很多「民主回歸」、「民主抗共」者的心結。他們不是相信「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就是相信「香港能成為中國民主的示範」。（於是又有「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之論）所有事情的最終目的，就是「建設民主中國」。
廿三雜想（1）：六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的六四，改變了我很多的想法。這篇文越寫越長，所以盤繞了半個月。
一、
K大撰文，寫「平反六四」這個口號的落後。一說起要求誰人「平反」甚麼，那就已經承認了那個人有赦罪的權柄，也就是承自己和那個人之間的從屬關係。而六四果然是一件壞事，那麼，要一個壞人承認你做好事，也就不如要那壞人收拾包袱好了。
我終於肯定我和K大之間的分別。首先我是那種去集會卻從不喊口號的人，我只信我的出現會化成某點燭光，讓第二天報頭著名的照片上多一點燭光，僅此而已。Tommy說得對，我寫字始終是有點抽離而不投入。就像K大寫得多熱血，我的撮寫顯得抽象和理論，彷彿K大也是一個armchair philosopher。於是，當他常常會出席各大小集會的時候，我最多也不過寫這些東西。我害怕群情汹湧，討厭成為群眾裏的一員。也許像不少的香港人一樣，在某個階段被灌輸了「獨立思考」「堅持中立」的「理性」。那是稍為對學術認真過的人的一個迷思：研究問題要中立，評論事情要抽離。有人指責這是香港人對政治行動的冷感：但當一班人的成長過程伴隨著的是隔河文革的影像時，對政治運動的懷疑恐怕還有點說服力。
於是，每年我也會真心的問自己，為甚麼要去六四？為甚麼要去七一？結果是其實我不是逢請必到的那類人。而學生問：都唔明咁多年你仲去？我最多只會答：清明、重陽，你的家人去了多久，你也會拜拜他們吧？對我們這種人來說，六四的燭光晚會是一種悼念，對於是否結束一黨專政，怎樣追究屠城責任，或者很沒概念。所以，K大論到口號後面所講的權力關係，我明，但在一件情感主導的事上，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值得認真的事。
然而，同事的一個問題，挑起了我的想法。星期五的早上，同事Y原本來找我們一班人星期一晚餐，我隨口應一句，星期一幾多號。他答六月四日，然後就自顧自的代我答：呀，你要去燭光晚會，唔揾你啦。
幾時我會將之變成一種習慣？其實從來都沒有六四這個議題，是眾多溫水煮蛙策略裏較成功的一個。既然有六四晚會，那麼香港仍有言論自由；既然有六四晚會，那麼香港還有好人，到底一個人是否出席燭光晚會其實不是一個議題。但二零零九的六四二十周年時，某批人以為晚會的出席數字慢慢減少到似乎無人紀念，於是大放厥詞。那一年，悼念加入了對真理的堅持；對香港價值的執著。如果哪一刻我變成常客，那只是三年前的事。
於是，這一年學生們自組隊伍去燭光晚會，在Facebook Tag了我，也在問去不去。懷著一般人也有的那份悼念和執著的感受，我於是很自然的答，我會去。
當正義成為Marketable Goods
一、
舊學生TF在台灣讀書，熱切參與政治活動。早幾天send來這段民進黨的宣傳片。
看得異常感動。國家、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係，在短短幾句之間講得非常清楚：國在公民的腳下、政府是要由公民主導改變的、國家的成就是從公民卑微的幸福上建構出來的；而公民對國家的愛，是共同締造，而不是被教育和要求出來的。坦白說，這個廣告講的，也只是幾個政策的標題而已，但是它講得更重要的是：公民比政黨重要。
在岸的這一邊，在內地在香港，這些概念都直插每個稍有點想法的人的痛處；而這些平實東西，對愛拿民調來弄潮的人來說，簡直是外星話。
國家的偉大建立在政府自命的偉大之上，國家的偉大在歌功頌德之聲中間；國家不在你的腳下，或無處不在，或從上撲下來。政黨多以為自己要去領導群眾。「先鋒黨」、「AO通才」、「精英治港」這些snobbish的概念充斥政治圈。群眾不懂，群眾卑微變成政圈所有人的口頭禪。但這個宣傳卻更進一步呼召群眾：
你不怕苦，但痛恨不公平，
你不怕卑微，但痛恨不正義……
政圈中常常掛在口邊的「獅子山下」精神，只是這兩句的頭半部份。他們叫人吃苦，「尊重」卑微，但「最衰都係啲搞事嘅人」，「蝗蟲」還有「政棍」。痛恨「不公平」？太深了。還有，以前有個比較深的概念叫「民主」，拿來教育過市民幾十年。結果？被騎劫了。曲高和寡變成不去教育市民的原因，急功近利搞民粹變成主流。
你愛你的土地嗎？你能忍受一個地方一邊告訴你祖國河山如何偉大，但另一邊卻在「拆啦」嗎？你能愛一個一邊要你植根的政府，一邊卻叫你沒事就留在你的劏房裏的政府嗎？聽到《明天在你我》的時候，你不禁問：這和教人背書的《朝代歌》有甚麼分別？《總要定》？世界末日到了嗎？你的地方，變成了口號之都。（當然，這個文宣，也是一種口號，但明顯是口號也有高低，合不合時代、潮流之分。）
二、
《信報》的占飛今日文章的標題叫《正義不是一種消費》，簡而言之，就是說正義可以是一種讓人自我感覺良好的商品，像D&G事件，大家「便宜」地去拍照，簡單地去爭取完正義之後，情緒失控的話會好危險，好容易出事。
非常正確。正確得和上面提的政客一樣：懶。寫專欄的作用，就是要去教人怎去想事情：如果大家都認為群眾運動容易失控的話，你的責任豈不是要去教人想事情，然後減低失控的可能？
正義可以是一種消費，我承認。但在我們這一代，消費品改變生活的程度，比起其他的事物更深刻。我可以想像這一個占飛會說，人民力量也好，社民連也好，愛港力也好，特區政府也好，在不同的地方都在消費大家的情緒，但同樣明顯的是，這些「消費」基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面貌。但問題是：以「消費」理論想像群眾的話，我們不必循著消費品必然令社會沉淪之路去想，我們可不可以想像，有甚麼「消費」之物是從良性改善社會？
例如洗衣機。在一個TED講座裏，Hans Rosling就嘗試說明洗衣機作為消費品如何改變世界的兩方面：增加消耗之餘，真正提升了家庭生活、女性工作機會和教育程度。
雖然有點穿鑿附會，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們循此路的想像可以是：當正義是一種Marketable的東西時，會不會這種東西已經是大家一直以來的需要？民進黨的宣傳成功在他們不去講述一個偉大的故事，而是感性地包裝起一個嚴肅而重要的課題，讓公民的自主變成一件觸手可及而且人人可以動用的資源。
在這個領袖缺失的世界，我們應該想像的，不是建立一個高大的英雄，而是一個可親的夥伴。D&G也好，政黨也好，正義的確不是一種消費，而是一種需要宣揚的資源。與其被人聽之任之地去騎劫，不如真的好好找個方向。不要等人做，不要害怕卑微。
推介：平等分享行動：
「在2011年最後一天的大除夕，接近一百個「儍人」，不去吃豐富的晩餐，不去望住「蘋果倒數」去哀悼2011，不去望住一座大廈大叫987654321來「迎接」2012。相反，這班「儍人」人跑進一個舊社區，親身探望一班備受社會歧視、被放棄、連食、穿和住也處於困乏的無家者、拾荒長者和基層街坊，分享我們帶來的東西，親手送上飯盒、生果、飲品、乾糧和衣服交給這班無家朋友、老人家和街坊。有參與的朋友說：「在這兒，我看見什麼是需要和缺乏」。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477963804934.376854.572574933&type=1」
怎樣才能承擔一條安全鐵路
零、
先講明，我沒有答案。在一個交通系統算不上好的地方旅行之後，我只能排除某些常見的答案。
一、
臨出發之前，Sister很有耐性的提醒我，在意大利要注意甚麼。根據她的建議，我將錢和護照和護照的備份都分開了好幾個地方，還特意去買一個平平的小布袋，放護照和最大份錢，貼身掛在衣衫之內。吉卜賽人聚集在一起要小心，人多的地方要看緊夫人。
千算萬算，乘機場直通中央車站的快線，去到羅馬火車站，還是意外。夫人的comment是：這是十年前的廣州火車站？
月台和路軌上面算不上整潔，停在旁邊的車廂都有塗鴉。旅客在窄窄的月台上擠著向前，我們只好落力墮後。車站還在裝修，加上指示不清的指示牌，讓我們跑了好一段時間，才找到地鐵站。但在沒有幾部行人電梯的地鐵站還是要將行李捧上捧落，才去到月台。疲倦地放下行李，夫人開始緊張地看著泛青的燈光照著的車廂，想起sister的建言，於是著我好好的看著自己的東西。到埗才不過兩小時，彷彿打了一場仗。下午天氣熱，那天回到住的地方，五時睡到第二天的早上。
二、
我們似逃的要離開羅馬，雖然梵諦岡的井然算是挽回我們一點信心（其實她可是別個國家！）。又到了地鐵站的月台，買了票，車站職員才看到我們身邊的行李，用他們的英文說了一大句話：termini…? … no train… strike…
罷工? 幸好，中央車站不算遠。拖著行李行了二十分鐘來到車站。查一查高鐵的票，原來不是直達佛羅倫斯的中央車站，到了附近還是要轉車。Okay. 到了佛市內的轉車站，看一看即時的發車時間表，見到一個串法像Cancel的字閃著。問一問車站小賣店店員（他的英文，比羅馬地鐵站的職員還好），才知是地區火車罷工了，只是因為國鐵保證高鐵能行駛我們才能到達。他非常禮貌地說，意大利的巴士票，都在小賣店有售。原本預算十一時會到達，結果一時才能施施然地攤在床上。
三、
夫人在佛市聽到我說，比薩其實很近佛羅倫斯，於是說，不如去看看斜塔。買的是彈性火車證，也有預計自己也會發這種念頭，一早多買了兩天，改改計劃，所以就立刻上路比薩一天遊。
幾經訓練，已經懂得再三查證發車的時間目的地和月台的位置，要看印刷版發車表，即時電子發車表和月台上的指示牌。八隻眼查證才上車。
回程的時候，經過上述手續，知道是回佛羅倫斯主站才上車。坐下時，列車職員在後頭鬆開呔午睡。夫人說，恐怕這一程也沒人查票。說起來，幾程地區鐵路和巴士都沒有查過票，霸王車乘過也不自知。又說起人家常常說，意大利的車不準時，可是除了罷工，誤點的情況其實也不多。我說也許我們會搭的都是高鐵，或者是比較熱門的路線吧。預計發車前幾分鐘，月台上傳來一段意大利文的廣播，只先聽到提及「佛羅倫斯」，然後就一 大串地名，又提一次「佛羅倫斯」、一串地名、「維羅納」、一串地名、最後提到「威尼斯」，當然不知道意何所指。反正看地圖知道即使最終目的地不是佛羅倫斯，也要經過的，也就是了。
車程表說大約要一小時，拿本書來看，講的是達文西和哲學家馬基維利和波吉亞家族（就是這陣子美劇的Borgias）。他們活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是同時期的人。書提及一個叫Lucca的地方，在佛市的北面。就在這刻，車到了一個佛市周邊的站，廣播叫人不要下車。隔了不久，聽到列車廣播說下一站Lucca!
那麼巧。我再看一看書的地圖，比薩在西面近海的地方，Lucca在北面…… 慢著，如果車是向北去威尼斯，我豈不是過了佛羅倫斯？？？
慌忙在Lucca下車問月台的職員，是啊，你飛站了。廣播不是說總站是佛羅倫斯嗎？是啊，改了月台嘛。幾時講過？通常也有廣播的，但比薩應該是沒有英文廣播的…………..
四、
在往威尼斯的高鐵上，我在筆記簿寫下這些。原本在車上拍照，想說車廂如何如何美麗也好，上到車其實是彩數。可是，到了威尼斯看一看facebook，溫州的新聞廣傳。甚麼念頭也打消了。
設計不周，髒，罷工，不查票，列車資訊不清楚，任何一個香港人覺得會影響效率和印象的東西都在意大利的交通系統發生。翻查維基百科，2000年起計，意大利每隔一兩年會有大型意外，傷者數字有幾次達幾十人，死者由一個到十來個不等，關於高鐵有過一次意外卻沒死過人。關於溫州事件，內地《三聯生活》用標題說明他們的立場：《人的問題》。我不得不問，怎樣的人才能承擔一個安全的鐵路系統？
民間神話
神話的特色是半真不假，又能從當中了解一些民族的文化潛意識。
蘋果頭條說江老死去活來，內地網民笑言是中國復活節，建構了神話的基礎。亞視大股東王征年前據報是江的親戚，猶如位列仙班。他像普羅米修斯般盜了如火般的燙手消息給我們平凡人。果如是，普之後被罰，每天肝臟被鷹啄食，晚間不藥而癒，周而復始。亞視久延殘喘，豈不相似？
這可不是亂說。江如宙斯般的主神，於神話中佔最大的權力，但現實裏拜祭他們的信徒卻往往不多。比起太陽神，河神，海神每天接觸到的力量，宙斯主宰別神的權力對先民來說實在太抽象。但只要看看江老和上海幫的關係，那麼，這種超然的權力明顯不過。
在多神社會這種神靈必須存在，諸神偶有失職，或爭風吃醋，總得找個人來主持公道。在神話故事裏他們隱隱然反映著部落長老的位置，他們神秘的存在和生死，講出了諸神的道統。研究神話者之間，有人認為像宙斯與其父Cronus之間的爭戰，可能就像中國的炎帝和黃帝一樣，是部落戰爭的傳說改篇。
江老神話般死而復生，從此路往，似乎又不難理解了。一個黨的集體領導到最後也會分黨分派，沒有制度的話，最後甚麼也像先民部落般以力量解決。他既然是戰鬥力量的圖騰，所以也是禁忌。
再講，一個八十四歲的老人的生死如果是國家機密，只可能是因為對某大新興宗教團體來說，他是大殺傷力武器。
命題作文：關於貪腐
一、
還是要從教育說起。
香港老師看內地同工的生活，其中一個看不慣的是，學校課後有償補課的問題。
早些年，這還算是一個議題。收費補課被視為濫收費用，而因為這種補課的緣故，曾經有報道說學生一年到晚也只有三兩天的假期。
起初還有人會投訴，說這對孩子不公平，也衝擊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但慢慢聲音逐漸微小。現在讀內地雜誌，這彷彿是生活的一部份。
這個合理化的過程不難理解。在極端競爭的社會環境裏，教育在內地如何不足，仍被視為社會上流或保持社會地位的方法。而學校之間和學園之內的量化評審，加上中國人的成績主導的文化，每一個持分者都懂得「為將來打算」。而以教師身份為例，既擁有文化上被信任的優勢，不受過份監察，又在教室內外擁有實在的社會權力和專門知識，加上本來社會之間就有想比拼孩子的風氣，這為收費補課提供極大的誘因。
香港的老師當然會答，補課？連正常的工作也要搞到天黑，哪來時間來做這種有償補課？再者，因為嚴謹的利益申報和社會上還具競爭力的薪酬，香港的老師其實也不多會想這些額外的工作。再者社會普遍認為教師這種工作還有點道德光環，所以補課這種應該具犧牲意義的東西，其實不應該收費。
當了解到內地教師的薪酬的時候，香港老師也許不會反對這種幫補家計的方法。有趣的是當我們比較兩個情況的時候，有償補習帶來的聯想就不是簡單市場供求關係的問題。同樣兩地都衍生出大量的商營補習社，但到了考試關頭，香港考試局的地位仍具公信力；在內地，我們併著看的是高考被調侃、不同程度的集體作弊，而同時進行著的是有償補課和港式補習社。
同樣是面對學生希望多學一點的問題（同情一點說），需求不但沒有在市場裏被消化，相反演化成另一個環節的尋租活動。
（tbc）
John's Cave 2.0 